袁白燕小考

万德敬

【摘要】 袁凯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以《白燕》诗闻名。人称“袁白燕”，享年当在百岁上下。但是，关于他的生卒年代，清初就有人质疑，当今学术界对袁凯生卒年代的说法也多牵强。袁凯之父袁介也是当时著名诗人，有作品传世。然而，明清两代许多文献对于袁介存世的界定是不符合史实的。袁介为袁凯的文学才华提供了家学滋养，袁凯也很有乃父之风。现实中的袁凯喜欢交游，与之交游者多为当时俊彦。袁凯与家人感情甚笃，相濡以沫。饱读诗书的袁凯一生有仕有隐，富有传奇色彩，其后裔却湮没无闻。

一、袁凯的生卒年代

《明史·袁凯传》曰：袁凯，字景文，松江华亭人。元末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飚发，往往屈座人。洪武三年，荐授御史。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凯上言：“诸将习兵事，恐未悉君臣礼，请于督都府延通经学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帝敕台省延名士直午门，为诸将说书。后帝虑囚毕，命凯送皇太子覆讯，多得矜减。凯还报，帝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帝以凯老猾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免，告归，久之以寿终。凯工诗，有盛名。性诙谐，自号海叟。背戴乌巾，倒骑黄牛，游行九峰间，好事者至绘为图。初，在杨维桢座，客出所赋《白燕诗》，凯微笑，别作一篇以献。维桢大惊赏，遍示座客，人遂呼为“袁白燕”云。

在张廷玉等人撰修《明史》之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朱彝尊《曝书亭记》都为袁凯做了立传的工作。稍后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以及晚出的方志《重修华亭县志》和《松江府志》也为袁凯立传。

袁凯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以《白燕》诗闻名，人称“袁白燕”，著有诗集《海叟集》。论者以为明初诗人之冠，但是后世对他的研究远远不够。关于他的生卒年代，清初就有人质疑，当今学界对袁凯生卒年代的说法，大致有四种。第一种认为生卒年代不详。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四卷第56页）、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第三卷，第221页）、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四卷，第67页）、陈友琴主编《元明清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88，第173页）、（日）前野直彬、石川忠久主编《中国古诗名篇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465页）等均持这种说法。第二种大体上划了一个年限。朱惠国选注《元明清诗词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63页）认为袁凯（13167—13857），中国社会科学院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三卷，第835页）认为袁凯（13167一?）。第三种是下了一个断语。刘明今认为袁凯（1316一?），卒于永乐初。见王镇远等编《古诗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665页）。第四种是在对袁凯的生平给了一个说法的同时也拿出了自己的推断证据。贺圣遂在其点校的《海叟集》中说袁凯生于元至大三年（13lO年）或稍前。贺氏又自做注曰：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九《改过斋记》谓其于至正九年晤袁凯，凯自称“今年岁已强矣”。古者“四十曰强”，则凯于至正九年（1349年）至少已四十岁。参见孙小力氏《杨维桢年谱》。在袁凯诗集卷五《一览楼和韵》一诗后贺氏又注曰：《海叟集外诗》于此诗后附有《松江府志》所收“夏忠靖公原韵并小序”，注云：“忠靖名原吉，字维吉占，湘阴人。”知此诗和夏原吉者。据夏诗小序，知其作于永乐甲申。倘《府志》所载无误，则凯享年当在百岁上下也。

在流传下来的明清两代的文献中，对袁凯的记述差异很大。清初姚宏绪在其所编《松风余韵》中网罗了有清以前关于袁凯的诸多文献，并提出了八个疑点。其中关于袁凯的年寿问题，姚氏说：“杨铁崖作《改过斋记》，是谓至正之九年，岁在己丑。叟自云年已强矣，夫四十之为强。越二十一年庚戍而举于乡。又越十五年，乙丑而有元夕观灯之会。叟年不几逾古稀乎？故诗有‘七人四百九十岁’之句。至和夏忠靖公《一览楼》诗，乃永乐甲申岁。相去又一十九年，此时叟即尚存，必无能复事文皇之理，又焉有议事不合，赋诗被谗，佯狂放归，征典郡校之事?其可疑八也。”由此可见，袁凯的生卒年代在清初就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袁凯在至正九年（1349年）说自己“今年岁已强矣”。《礼记·曲礼》说：“四十曰强。”则袁凯应生于1310年前后不远。《华亭县志》卷五记载袁凯在洪武二十年作《修殿记》，并著录全文。而《松江府志》卷三十的记载与县志不同，认为袁凯是在洪武二十九年撰《修殿记》文。据这两部地方志可知，袁凯至少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尚在人世，这样看来朱惠国先生认为袁凯可能卒于1385年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而贺圣遂先生的说法也是从清人姚宏绪《松风余韵》中得来的，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则袁凯当生于元至大三年（1310年）或稍前，卒于明永乐（1403--1424年）之初。

明洪武乙丑年（1385年），袁凯作《偕黄叔明、王元吉、钱伯云、张梦辰、金彦振元夕观灯会于萧塘，隐居景元举酒属客曰：七人四百九十岁为首句，以灯字为韵。予赋此。时洪武乙丑也》，其诗曰：

七人四百九十岁，吴家堂上看花灯。皓齿庞眉方满座，金杯玉碗出清冰。三寸黄柑浑似蜜，百壶春酒况如渑。今日相逢总知己，老夫欢喜欲飞腾。

自朱明王朝建国，文人始终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活着就是幸运了，何况在古稀之年，七位知己相聚看灯赋诗，享受珍馐美味，诗人怎能不心花怒放？参加这次元夕雅集的另外六位隐逸，就目前的文献资源我们只能考证出三个人物，即与会者张梦辰、王元吉和东道主吴景元。《松江府志》卷六十二记载：

张枢，字梦辰，陈留人，以明经荐为松江府训导，遂家华亭。筑室西郊，日读书庄。年逾八十，精神壮健，人目之为林泉民。贝琼为作传。弟璧，字景辰，亦能诗，举洪武三年乡试，仕蜀府典宝。（《郭志》，参《明诗综》）

王逢在《明史》中有其本传：

王逢，字原吉，江阴人。至正中，作《河清颂》，台臣荐之，称疾辞。张士诚据昊，其弟士德用逢策，北降于元以拒明。太祖灭士诚，欲辟用之，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洪武十五年以文学征，有司敦迫上道。时子掖为通事司令，以父年高，叩头泣请，乃命吏部符止之。又六年卒，年七十，有《梧溪诗集》七卷。逢自称“席帽山人”。

原吉，王逢《大雅集》和钱谦益《列朝诗集》均做“元吉”。《松江府志》卷六十二也对王逢有记载：

王逢，……初，逢祖母徐尝手植双梧于故里之横河，逢因名其居曰：“梧溪精舍”。据本传，我们可推断王逢生于1319年，在洪武乙丑年这次宴饮的时候他六十七岁。对于东道主吴景元，可考证的材料仅见《松江府志》卷七十七有载：

海鹤轩：在萧塘。隐士昊景元养鹤于此，王蒙为写图，陶宗仪记。

刘明今先生和朱惠国先生很可能据袁凯在洪武乙丑年（1385年）所作“七人四百九十岁”之诗句推断袁凯生于1316年。但是，袁凯所说四百九十岁，应该是个约数，并且这几位诗友的年龄差异有多大，都是个谜。因此，对于推测袁凯生于1316年（?）的说法，笔者是不敢苟同的。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岁在甲申，袁凯95岁，是年作《一览楼和韵》。其诗曰：

湖上云帆泖上山，无边风景属凭阑。波涵秋影鹤滩远，天接瑞光鳗井寒。花雨满台霏白昼，石梁当寺障清澜。老僧留我登临久，不觉枫林日又残。

《松江府志》卷七十五，记载了袁凯等人陪同夏原吉登楼并所作的和诗。夏原吉在诗序中说：“永乐甲申，予……登一览楼。……遂命笔为七言律诗一首。”夏原吉，字维酷，《明史》有其本传。夏原一生仕宦明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和宣宗五朝，这在明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袁凯为什么能够陪同这样一位权贵登楼？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袁凯卒年不详。在他身后近二百年，也就是到万历三十一年的时候，明诸生薛正平上书知府许维新，请求为先贤袁凯树立墓碣。许维新欣然同意，并题曰：“明侍御海叟袁公之墓”。崇祯年间，顾懿德在华亭贤游泾袁凯墓旁边筑构“白燕庵”，并设像祭祀袁凯，书画大家董其昌为之题额，倍增风采。明末李待问又题楹联曰：“春风燕子依然人，大海鳗鱼不可寻”。袁凯墓在三百年后墓柏凋零，刍荛往焉。“已寻片石于荆榛中而不可得也。”但是，当地父老乡亲还能称道海叟墓，并希望好古之士能在岁时以浊酒凭吊袁凯，“庶风雅不至委诸蔓草也。”

二、袁凯的家世与生活

袁凯十一岁的时候，正值元仁宗延佑七年（1320年）。这一年乃父袁介（字可潜）作长诗《检田吏》。其诗曰：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褴褛瘦如鬼；晓来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钱米。时予奉檄离江城，邂逅一见怜其贫；倒囊赠与五升米，试问何故为穷民。老翁答言听我语，我是东乡李福五，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延佑七年三月初，卖衣买得犁与锄；朝耕暮耘受辛苦，要还私债输官租。谁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绝无潮又竭；欲求一点半点水，却比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沟渠，农家争水如争珠；数车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涂。官司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相随邻里去告灾，十石官粮望全放。当年隔岸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县官不见高田旱，将谓亦与低田同；文字下乡如火速，逼我将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开旱仓，主首贫乏无可偿；男名阿孙女阿惜，逼我嫁卖陪官粮。阿孙卖与运粮户。即日不知在何处；可怜阿惜犹未笄，嫁向湖州山里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旱向黄泉归。旋言旋拭腮边泪，我忽惊惭汗沾背。老翁老翁无复言，我是今年检田吏。

袁介的名字在元、明、清三代是有文献可征的。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说他“尝掾松江”，明初何良俊《四有斋丛说》说他“元末为府掾”，但是他们都没有对袁介的生卒年代作较为确凿的记录。考杨维桢《改过斋记》，其文曰：

至正九年春，予游松。之明日，邢台张叔温携数客来见。中一人昂然长，癯然清，言议风发可畏。问为谁，则曰袁景文氏也。明日，景文来，请曰：“凯先世繇锦城侨兹土。先子可潜翁，以诗鸣于松。先子早世而凯尚幼。力自树立，颇知读书属文。既长，益有志于学。然偏质刚愎，不能龌龊与闾里浮沉，又不能隐人善恶，时时立物论为臧否。于是与俗寡偕，人亦以此相诋，若有所不容者。今者岁已强矣，欲改是过，故白题其燕居之所曰‘改过’，而日自省焉。敢求先生一言，以戒吾过，引吾不及，以底于圣人之道。”……

透过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袁凯的祖籍是蜀地。“凯先世繇锦城侨兹土”，锦城就是今天的成都。在《海叟集》里就有诗人自诩“蜀客”的句子：“千里吴乡多战伐，孤舟蜀客转饥寒。”（《沪渎龙王庙晚眺》）祖籍锦城还是在袁凯心中挥之不去的。念祖是人类的一个情感特征；第二，袁凯的父亲袁介在元至正九年（1349）的时候就已经辞世至少二十年了。而明杨慎在《升庵诗话》卷七说：“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潜一变元风，首开大雅，卓乎冠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五里也说：“余于国朝前辈名家，亦偶窥一斑。……袁可潜如师手鸣琴，流利有情，高山尚远。”杨慎和王世贞都把袁介当做明代作家来品藻，显然有乖史实。近代陈衍在《元诗纪事》卷二十三曰：“袁介，字可潜。其先蜀人，占籍华亭。至正间为府掾。”［8］544以上三家，或者把袁介归入明代初期的诗人来评价，或者认为袁介在元代至正年间尚在为官，这些都是大谬不然的。

上面所录袁介的《检田吏》一诗，《辍耕录》、《四有斋丛说》均予以收录。《元诗纪事》题作《踏灾行》，并于题下注曰：“一作《检田吏》，一作《踏车行》。”陈衍并辑两条评价：一条是《辍耕录》：“此袁介《踏灾行》，可以为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劝。”另一条是《蓬窗日录》：“读袁介《踏灾行》，手录一通。彼苛吏者不恻然可谓无心矣。”［8］5“见到哀哀的老农，袁介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揪心的表白“我是今年检田吏”，把自己与官场的黑暗与残暴划开了界限。袁介的这首七言长诗，沉郁顿挫，颇得老杜法脉，关心民瘼之情拳拳。细读袁凯诗歌中的悯乱诗，纪行诗，咏怀诗，咏史诗，不难看出袁凯的诗学思想接受乃父影响之深。其实，不仅是诗学，就是袁凯“性诙谐”的性格也是与乃父一脉相承的。

“身是江南儒家子，十五学经二十史。”（《大醉后率尔三首》）“十五志为学，四海访巨儒。”（《古意》）青年时代就立志格君淑世的袁凯在“行游三十年，不见有所成”之后，“愧无经济术，徒有茂异名。”（《早出田所》）屡经坎壤，他便改变了初衷。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了“人亦有言，可仕则仕。苟非其时，进退由己。嗟嗟众人，不惟其危。朝趋夕奔，终蹈祸机。”（《赋耕隐》）因此，在入明之后他虽被征拜御史，但仍坚持认为：“皇恩倘嘉惠，还归钓江水。”（《新除监察御史辞贯泾别业》）“一朝籍县官，虽悔何所追?”（《辛酉大醉书东郊主人壁》）刚刚诞生的朱明王朝革故鼎新，网络人才以图大治，但是，建国不久朱元璋便对大臣们磨刀霍霍，使得许多仕宦文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袁凯可以算是这一历史时期文人的一个代表，他不止一次的在诗歌中表露归隐的愿望，比如《察院夜坐》云：“况兹纲纪地，王事方鞅掌。安得春江棹，东原归偃仰?”《下直怀北山隐者》云：“缅怀息心侣，遗世在云山。焉能从之去，逍遥丛桂间?”袁凯后来佯狂辞官，总算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他在《新治圃成》中说：“自余通宦籍，职事劳纷冗。禄食虽云美，私心恒自恐。归来得萧茆，采撷聊自奉。且遂丘园乐，永谢承明宠。”远离了杀机四伏的政治高端，回到田园，他的心情无比舒畅，“老夫行役久，归来志复伸。陶潜爱清风，张生思故莼。”（《京师归别业》）

在袁凯的一生之中，朋友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不管是宦是隐，他都离不开与朋友的交游，“高朋方满座，虚薄愧多才。”（《任氏北园呈席上诸公》）“烂羊方饫箸，鲜鲤忽调羹。”（《上巳日饮朱氏叔重东园》）“千钟绿酒能留客，满树黄鹂更可人。”（《饮谢氏东园》）精工的律诗传达的是令人心仪的宴饮场面。通览《海叟集》，元末明初的许多俊彦诸如杨维桢、倪瓒、陶宗仪、王蒙、王渊、朱泽民、朱叔重、郑明德等都与袁凯交往甚密。

除了乃父袁介，袁凯其他亲人的姓名已不可考。从《海叟集》我们可以得知，诗人有一妹、一妻、一子、一女。对自己这些亲人，袁凯感情甚笃。《秋日海上书怀·丁酉岁作》篇云：“寡妹城西消息稀，老夫漂泊几时归。”对寡妹的牵挂之情拳拳眷眷。《置酒》篇云：“弱女时往来，小儿诵诗篇。细君亦不恶，中馈能周旋。”《乡友携酒至舍下》篇云：“老妻主中馈，日暮更烹鱼。”《茅宇》篇云：“丘中有茅字，贱子所自治。东西贮筐釜，中堂诵书诗。鸡豚各有家，蒲荷亦有池。农器更相贷，种树及时为。朝出在田中，日暮还此归。邻里相往来，春醪亦共挥。老夫年既迈，筋力固当衰。厚禄非所慕，好爵不愿縻。但愿衡门下，长无寒与饥。”这种耕读生活与隐逸情怀和陶渊明确实非常相似。袁凯对妻子儿女由衷的爱怜通过一些生活细节的描写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诗作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细节的刻画，都可以见出诗人明显的宗杜倾向。中年得子的袁凯在洪武三年十月之交，出任监察御史时，“及兹年已迈，精气固销毁。”（《新除监察御史辞贯泾别业》），已是花甲之年了。这时儿子也已长大，读书、力田、筑屋，未进科举。袁凯“罢官御史府”后，在九峰三泖之间“背戴乌巾，倒骑黄牛”，虽然物质条件很艰苦，但生活还是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