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与扬州八怪中的李方膺
扬州八怪中与袁枚交往最早、关系最亲密、志趣亦最相投的是李方膺。李方膺 (1695 ～1754) 年长袁枚 21 岁，字虬仲，号晴江，又号白衣山人，通州（今江苏南通）人。他为人耿直，不同流俗，每为权贵所忌。雍正八年（1730）任乐安（今属山东）知县，因“邑大水，晴江不请，遽发仓为粥。太守劾报”，幸得河东总督田文镜赏识，“壮而释之”。雍正十年（1732）调任兰山（在今江苏宜兴东南）。继任河东总督王士俊“喜言开垦”，好大喜功，劳民伤财，而“晴江不为动，太守驰檄促之。晴江遂力陈开垦之弊：虚报无粮，加派病民，故不敢腈附粉饰，贻地方忧。”王士俊大怒，“劾以他事，狱系之。民哗然曰：‘公为民获罪，请环流视狱。’不得入，则担钱具鸡黍，自墙外投入，瓦沟为满。”可见李方膺虽不容于有司，却深得民心。乾隆即位，王士俊被罢官，李方膺才出狱。初“奉旨发安徽，以知县用。晴江乞养回家居”，这表明历经挫折的他已厌于为官。乾隆四年“服阕”，闲居 10 年，十二年乃“补潜山令，调合肥”。十四年又“被劾">去官”">，">原因仍是脾性不改">，">得罪太守">，">被“劾以赃”">，">乃“后世吏治">，">太守坏之”。几次浮沉">，">使他彻底认识了官场的腐败。这是他与袁枚结为知己的思想基础。
袁枚记云：“晴江有士气，能吏术，岸然露圭角，于民生休戚，国家利病，先臣遗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于天性者然。性好画，画松、竹、兰、菊，咸精其能，而尤长于梅。作大幅丈许，蟠塞夭矫，千古法未有。识者谓李公为自家写生，晴江微笑而已。”可见李方膺不仅个性有棱角，于艺术上亦勇于独树一帜，不为“古法”所束缚。其笔下之梅“蟠塞夭矫”，正是“自家”“怪”之个性的外化。李方膺之划归“扬州八怪”正是基于此“怪”。他虽然多次到过扬州，但并未在扬州长期居住，这是“扬州八怪”中的特例。
李方膺于乾隆十四年罢官后，寓居江宁项氏花园，靠卖画为生，其所谓“我是无田常乞米，借园终日卖梅花”。袁枚因李方膺被罢官，特作《释官一篇送李晴江》安慰之。其开头云：心，天之官也。耳、目、口、鼻，五官也。公、卿、大夫，百官也。天官、五官，岂我有哉？天与之。百官岂我有之？人与之。以偶然之有，逢不可必与之数，而又未有而求之，既有而昵之，业已无有而思之，是制于与不与也。夫与不与，彼又有所制也。天制于气数，而不敢与，不敢不与；人制于天，而不能与， 不能不与；吾又受制于所受制之天与人，而望其与，震其不与。吁，其惑哉！虽然，有天官而后有五官，有五官而后有百官。以公、卿、大夫易耳、目、口、鼻，愚者不为也；以耳、目、口、鼻易其心，愚者亦不为也，乃以公、卿、大夫之故，而累其身，并累其心，是以千金之珠易土苴也。此论认为“天官”“五官”是自然赋予的，“百官”则是人给予的；而“天官”即人心是头等重要的，“五官”次之，“百官”则居末。这是袁枚崇尚自然、尊重人性哲学观的反映。他反对因贪图“百官”而累身累心， 因为这是违背自然、悖离人性的。他最后强调：“不以百官病其五官，而五官全，不以五官病其天官，而先生全”，意谓要保持身体健康，人格健全，任随自然，这才是第一紧要之事。言外之意是罢官何足道哉？李方膺听了袁枚一通高论，“蹶然兴：吾闻中民之士荣官。吾非中民也，而子又奚称？”">袁枚之论引起李方膺强烈共鸣，可见于做官问题上袁、李灵犀相通，观点一致。
袁枚对李方膺之画梅艺术极为欣赏。乾隆十九年 (1754) 二月，袁枚邀李方膺至随园赏梅，请李方膺画梅，并有《白衣山人画梅歌赠李晴江》诗记云：随园二月中，梅蕊初离离。春风开一树，山人画一枝。春风不如两手速，万树不如一纸奇。风残花落春已去，山人腕力犹淋漓 ??于今北海不作泰山守，青莲流放夜郎沙。白发千丈头欲秃， 海风万里归无家。傲骨郁作梅树根，奇才散作梅树花??">诗以自然与艺术对比，赞扬李方膺画艺之高超；又借古今对照，吟咏了李方膺的坎坷遭际；以梅花与人相融，讴歌了李方膺的傲骨奇才。
乾隆十九年 (1754) 秋，袁枚自记：“八月九日，雨涔涔不绝，桂无留花。交好沈、李二公，爱而不见。灯下寒□萧瑟，逼我书怀。”乃写《秋夜杂诗》一组，其中一首专门怀念因秋雨而不得相见的李方膺，可见其对李方膺感情之深。其开篇即直言：“我爱李晴江，鲁国一男子。”又赞扬李人品耿直：“超超言锯屑，落落直如矢”；称两人思想相通：“君言我爱听，我言君亦喜”；末云友情已胜过乡情：“人生得友朋，何必思乡里。”两人感情之深得到充分的表现。
乾隆二十年 (1755) 春，李方膺因病拟返乡疗养，袁枚作《送李晴江还通州》诗三首，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其三云：小仓山下水潺潺，一个陶潜日闭关。无事与云相对坐，有心悬榻竟谁攀？鸿飞影隔江山外，琴断音留松石间。莫忘借园亲种树，年年花发待君还。">诗中想象李方膺离开南京后，自己孤独寂寞的情景，并表达盼望李早日返回的心愿。后来还写《戏招李晴江》尺牍一封，云：“旧雨不来，杏花将去。仆此时酒价与武库争先，足下车来，亦须与东风争速。不然，则残红满地，石大夫虽来，已在绿珠坠楼之后，徒惹神伤。”">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李方膺于夏季即至南京，但入秋后身体又不佳，再次返乡。袁枚闻讯十分关切，乃造访借园送行，并赋《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诗二首，诗写听到李氏月下吹笛，音调凄婉，两人“相逢流露下，流影湿衣襟”（其一），“三更挥手别，心与七弦期”。抑郁之情充溢诗中。袁枚感觉到一种不祥之兆。果然李方膺还乡仅一个月，“其奴鲁元手君 ( 按 : 指李方膺 ) 书来曰：‘方膺归里两日，病笃矣。今将出身本末及事状呈子才阁下。方膺生而无闻，藉子之文，光于幽宫，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读未竟，鲁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书也。’”袁枚惊闻至友噩耗，悲痛莫名，为之作墓志铭自是义不容辞。乃于墓志铭中记云：李方膺“罢官后得噎疾，医者曰：‘此怀奇负气，郁而不舒之故，非药所能平也。’竟以此终。年六十。”铭末云：“已而已而，知子者我乎！”袁枚特别记录下医者之言，不无深意：李方膺之死的真正原因是虽怀满腹奇才，而不为统治者所容，致使遭遇坎坷，才气不得舒张，积郁成疾。他实际上是腐败吏治的牺牲品，盖袁枚对吏治之弊早有深刻认识。仅此一点即可证明袁枚确实是“知子者”。（摘自作者《袁枚与扬州八怪交谊考述》一文）